b体育2023年9月22-2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峰会上，多位重量级嘉宾就当前经济形势发表重要观点。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表示，当前全球都面临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挑战。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全球经济格局正面临着重大的调整和变化，但是全球依然有面对的共同任务、共同诉求。所以，依然要奏响交流互动、促进合作的主旋律。同时，依然要写好加强协商、携手共进的大文章。这就更多需要以对话推动共识，以共识加强合作。

　　“大家也知道，外滩金融峰会举办的初衷就是想搭建中外交流对话的平台，扩展聚思汇智的渠道。经过外滩金融峰会前面四届的经历来说，不仅使当初的设想变成现实，我们的初衷也得以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外滩金融峰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外滩金融峰会促进对话交流的作用能够进一步的发挥。在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定位的前提下，也希望第五届的外滩金融峰会能够比以前的历届峰会变得更好。”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宁吉喆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放缓，中国经济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态势。虽然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挑战，但是我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

　　宁吉喆表示，我国创新发展的动能在、潜力大。近年来，我国在科研体制改革上进行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同时，在激发人力资本创新活力方面仍有很大潜力可挖，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中国的一个显著优势。诸多高素质人员的聪明才智亟待发挥，人才红利、工程师红利急需释放。为此须拆除那些阻碍创新的藩篱，比如，一些新业态仍然受到限制b体育、创新的生态环境还不完善、发明创造归属和权益分配改革仍不到位、知识产权保护在一些方面也还未落实。方便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员投入创业创新创造，必将大幅提高各行业的生产率，有利于把我国打造成科技创新的“梦工厂”和“试验田”，既可以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动力支撑，也可以为推动全球经济恢复繁荣培育新的增长引擎理财。

　　宁吉喆指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在路上。目前，有效市场及有为政府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到位，包括研发创新、居民购房购车等仍然面临不少行政管制。此外，在许多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对住房、汽车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普遍存在，但由于各种行政限制措施，使得人民群众对大宗消费的正常需求难以实现。近期，我国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释放出继续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明确信号。这些改革举措有利于进一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减少制约创新、妨碍消费的行政管制措施，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

　　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在会上提出四点结论，一是新格局的经济转型不是简单在原来道路上的交通工具质效提升，而是转轨的同时转型，转型的同时实现更高轨道的动态转换。二是经济活动的任何结果都对其价值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是内涵价值和外延价值并重。

　　三是风险化解不是简单的拆弹，而是运动中的修理，且运行速度不能急剧下降。对依靠市场风险规则化解风险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也更严苛的要求。四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从带不带、带多带少、带长带短向全口径、全生命周期融资加全场景和产业加科技和金融转化，资金要素的作用更少的体现为驱动力，更多的体现为载体。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表示，有关国际机构对全球气候行动所需资金做了初步的评估。总体来看，到2030年，实现各方已经提出的自主贡献目标，累计资金需求为5.8到5.9万亿美金，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总共需要98万亿美金的投资。全球低碳经济转型，每年至少需要4到6万亿美金的投入。面对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发达国家首先要兑现每年1000亿美金的出资承诺，发挥气候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

　　同时各国政府应建立长期、稳定、有力度的气候行动目标和政策措施，引导撬动私营部门和社会资金，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加强自身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此外，他还建议b体育，鼓励引导国内外各方面的投资流向绿色、低碳、气候韧性与可持续发展领域，支持相关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碳市场和碳定价机制，促进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王一鸣：中国货币政策更具自主性，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外溢效应”还会持续 //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指出，在美联储激进加息的节奏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没有简单跟随，中国货币政策更具自主性。

　　他表示，相较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的大幅度变化，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稳健的，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收紧和放松两个方向上都相对审慎，货币政策总体在合理区间。

　　为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9月15日，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据悉，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4%。

　　王一鸣提到，美联储开始加息后，包括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都在收紧货币政策，但中国央行没有跟随加息，还是适度的降息。

　　“七天逆回购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都在适度下调，贷款利率降到了历史比较低的水平，这也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做的自主决策。另外在人民币汇率上也在继续推进市场化，汇率弹性也在进一步增强。”

　　王一鸣指出：“美联储这一轮加息是过去14年最陡峭也是最激进的一次加息，这种短期的加息带来了金融市场的波动，也有巨大的外溢效应。”

　　第一，资本大量回流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面临资本流出的巨大压力，从而带来汇率贬值，对基本面比较脆弱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已经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二，新兴市场为了防范资本外流及应对国内的通胀，也会跟随采取比较激进的加息政策，这样在疫情冲击之后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又会增大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压力。

　　第三，美元升值带来了新兴市场债务规模的膨胀和债务成本迅速上升，也在孕育或已经导致了一些结构比较脆弱的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

　　第四，美联储激进的加息也引发了全球投资者的情绪、市场预期的变化，对新兴市场的股市、债市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最后，美联储这种激进调整造成了其他发达经济体跟随的货币政策调整，普遍造成了对需求的抑制。这样对新兴市场的出口也会有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第一，经济治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不应偏离这样的大方向；第二，经济治理要坚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现在的市场机制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也能达成很多目标，所以不能够重视一个目标或工作，就设立一套行政性的指标来层层分解，不能够把单一目标给绝对化了；第三，经济治理要把握多目标的平衡，既要抓监管，同时也要促发展，不能够抓监管的手很硬，促发展的手软下去。

　　他表示，各地区各部门制定政策都要瞻前顾后，既要履行好本地区本部门的职责，更要顾及对全局的影响。要把握好长期与短期，长期目标需要久久为功，不能都打成攻坚战，要分清抓落实与责任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周五在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但需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避免陷入日本那种长期低通胀的局面。

　　“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2003年提出的理论。他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债务积压，使得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遭遇破坏，家庭和企业都开始节衣缩食，增加储蓄，减少债务。

　　辜朝明周五在参加外滩金融峰会时说，他之所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是因为，“我听说很多人在还债，不想借贷，即使利率很低”。

　　余永定在回应辜朝明时表示，目前还不能说中国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中国的问题是过去的政策过于保守。比如，过去11年里，约有7年的时间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是负增长，按理政府应该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这样做，因为担心刺激会导致房价大涨。

　　他进一步表示，尽管没有硬性指标，但一般认为中国的通胀水平不应高于3%。如果3%是一个合理的水平，那么低于3%的话，就可以采取刺激措施。

　　“现在的形势下，最重要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打造一个环境，鼓励企业投资，刺激老百姓花钱。”余永定说，和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较高相比，“目前困扰中国的不是通胀问题，使用扩张的财政货币措施不难，这会打开一个思路，政府在财政政策上还是过于谨慎。”

　　他还表示，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也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好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把上述这些问题处理好需要有政策空间，如果现在不做，可能就来不及了。”

　　另外，余永定认为，由于我国当前经常账户顺差保持较高规模，所以不需要过度担心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不过，我国的贸易政策要更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更加开放。一方面，鼓励进口，这能够更好地支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

　　他特别提到，我国过去积累了太多的美国国债，接下来要通过更多地进口美国产品，使中美之间的贸易更为平衡和顺滑。

　　欧委会执行副主席瓦尔迪斯• 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的主题演讲中强调，“一系列冲击正在促使各国将政策重点从效率转向韧性，我们不应低估这些挑战和地缘政治变化的严重性。欧盟和中国可以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应对这些问题。”

　　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和贸易大国，中国在几乎所有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经济的走势将影响整个全球经济，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一直受到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支撑。作为中国的主要经济和贸易伙伴之一，这对欧盟来说意义重大。

　　东布罗夫斯基斯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债务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中国的积极参与是成功的关键条件，欧盟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长期而有价值的合作。“中国一直在为能源转型做出最重要的财政和政策承诺——2021年投入近3000亿美元——包括启动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东布罗夫斯基斯还回忆了四年前，他代表欧盟在华盛顿出席了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的启动仪式，与中国一起成为平台的创始成员，“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共同主持了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并明确了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路线图。”

　　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对于加强我们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绿色转型将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它不仅将提升欧盟的能源和资源安全，也有助于我们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目标。数字转型则将帮助我们在迎接数字时代的机遇时，发挥我们的优势和保持长期竞争力。”

　　而在债务危机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大约60%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困境，或者处于高风险之中。“利率上升，进而导致借贷成本上升，给国家预算带来更大压力——使低收入国家更难偿还债务。当务之急需要债权国和机构采取联合行动。重要的是以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下采取的步骤为基础。”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高通胀已经造成了损失，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这严重打击了整个欧洲的家庭预算。欧盟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我的祖国拉脱维亚——在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浪潮中，这些国家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东布罗夫斯基斯预计，在经历了今年的疲软时期之后，2024年欧盟经济将出现1.4%的温和增长。

　　“当前，全球正面临多重危机，新老挑战彼此交织，此次外滩金融峰会的召开可以说是恰逢其时。”9月23日，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上，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法兰西伦理政治科学院院长、欧洲央行原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 ）如是说道。

　　谈及老的挑战金融，特里谢指出，首先，人口老龄化依旧困扰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接下来的25-30年内，可能面临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

　　其次，由于全球在各方面挑战重重，使得经济与金融非常脆弱。他举例称，无论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的债务水平都比较高，占全球GDP的238%，而2007年债务未偿水平只占全球GDP的190%。

　　此外，气候变化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所有人都同舟共济，这个“舟”是一个大的宇宙飞船，是“地球村”，但现在它岌岌可危。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新旧的威胁与挑战比以往更多。”特里谢总结道。那么，该如何应对与解决？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各个领域的变化以及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非同寻常。特里谢表示，如果能将人力资源、高效的经济和金融规则相互结合，那所有人都能为社会、国家和全球作出应有的贡献。

　　面对气候变化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国际社会的团结愈发重要。比如，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成立了新的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基于这样一个新的标准委员会，国际社会中所有的重要国家都会加入进来。中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者。“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国际合作与凝聚力的一线希望”。

　　最后，特里谢指出，通胀方面毫无疑问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各国央行都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价格稳定对全球持续繁荣来说是必要条件，对于价格稳定作出的努力现在尚未取得胜利，所有央行都在不断努力之中。

　　他强调，人民币进入一篮子货币，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最重要的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现在，一篮子货币已经包括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可兑换的货币以及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这4种可兑换的货币，首次对中期物价稳定达成了2%的目标定义共识。中国对物价稳定的理解也应该是相互兼容的。“如果在时机成熟时，将SDR（特别提款权）称为可靠的未来国际货币锚，那我相信未来可以确保价格的稳定，这也是SDR的一个重要性”。